内容摘要：乡村权力书写是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重要内容。大喇叭、公章、会议、派出所，这些现实中的权力工具，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反复出场，成为作家有意设定的隐喻乡村权力的意象。这些意象不但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社会形态的记录。

　　关键词：乡土小说 乡村权力 意象
　　乡村权力书写是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重要内容。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大喇叭、公章、会议、派出所，这些现实中的权力工具，会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反复出场，成为作家有意设定的隐喻乡村权力的意象。
　　大喇叭。“文革”中，大喇叭泛滥成灾，它不但作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宣传主张、通知事项的工具，而且作为“派性斗争”的工具被广泛地绑在树上、房顶上、大街游行的宣传车上。当代乡土作家将这一现象艺术地表现于作品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可读性。《农民帝国》中，红卫兵进村“不大一会儿工夫村上的大喇叭都响了”，“大喇叭里一阵紧似一阵地催促全体村民，赶快到村西的批斗台前集合”开批斗会，批斗会上“大喇叭里一阵尖叫，随即响起了刺耳的口号声”。[1]《玉米》中两次使用大喇叭，一次是王红兵出生，王连方的母亲用大喇叭呼唤儿子回家；一次是彭国梁到王家庄相亲，王连方的妻子呼唤王连方回家。大喇叭扩音器就安在支书的家里，连自家的私事也在大喇叭上吆喝，两次使用都是有意炫耀，为“政治”服务，也象征着权力无所不在。作家毕飞宇说：“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村庄的高音喇叭永远在支书家里。当时我肯定没有能力来理解这个场景，但现在它一次又一次跳出来。它对我阐述那个年代有特殊的意义。”[2]正因为此，毕飞宇在《玉米》姊妹篇《平原》中，再次让大喇叭出场，女支书吴蔓玲将大喇叭扩音器放在她屋里的床头边，一旦有紧急情况时使用，但她仍没有逃脱“混世魔王”的强奸。
　　公章。公章作为权力的象征，在过去和现在，它的威力都不可小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出门要开介绍信，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就当下而言，在没有减少审批程序之前，跑一个项目要盖几十个公章。因此，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出现不少为“公章”而痴迷的场景，通过这些场景的描写来彰显人性。阎连科以戏谑、荒诞的“极端”书写，向人性的深层挖掘，在小说《耙耧山脉》中，村长死后，李贵在为村长装殓时把大队党支部的公章放在村长的右手下，并说“有这全都有了”。《听夜》中，死后的老支书和村长在坟地里还争抢公章。《丁庄梦》中，贾根柱和丁跃进二人都患了热病，临死前还为公章装进谁的坟墓而争执，互不相让。《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要出门“砍棺材”过营生，需要开介绍信，当他去到大队部找郭存富开信时，这个上了年纪、昔日常坐在墙根处晒太阳的老人却颇为严肃、一本正经地与郭存先说话，要他当队长。老人眼光异常，公章系在裤腰带上，一边漫不经心地盖章，一边还说着“就这还有人抢”的话。
　　会议。作为乡村权力的象征，“会议”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多有描写，《湖光山色》、《过龙兵》、《炸裂志》、《石榴树上结樱桃》的选举会，《羊的门》、《生命册》、《古炉》中的批斗会……谁掌握了会议，谁就拥有话语权、主动权，谁就拥有了实现自己意志的制高点。文学中将“会议”描述得准确而精彩的莫过于《羊的门》中的一段话：“应该说，是会议照亮了呼家堡的漫漫长夜。这是呼天成的一个创造……会议成了呼家堡人的兴奋剂，会议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妙用：对呼家堡的女人们来说，会议成了她们的‘戏台’；对呼家堡那些光棍汉们来说，会议成了他们的‘女人’；对呼家堡的老人们来说，会议成了‘红日头’……在会议上，呼天成成了真正的主宰，成了一呼百应的核心。”[3]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的名堂就多起来了，如“斗私批修会”、“洗手会”……
　　派出所。现实生活中，派出所的职能是维护一方平安，打击违法犯罪。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家们把它作为一种展现乡村权力的表征符号，在多部作品中出现。宋清海小说《猿山》中，丁文玉为了当上生产队长，串通他在公社里当公安助理的表哥唐大嘴在选举投票之际将竞争对手赵天安当众带走，去公社“接受调查”，令村民都觉得赵天安犯了什么事，就把票投给了丁文玉。杨少衡小说《啤酒箱事件》中，张贵生为了当上村长，设计使竞选对手汤金山上当，出拳打架伤人后被派出所带走，等于提前出局。汤金山之弟汤金水毁掉选票后，派出所介入调查处理。《湖光山色》中村长詹石磴、《城的灯》中支书刘国豆与派出所的人都很熟悉。更有《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竟狂妄到建立自己的派出所，拥有自己带枪的武装，他们可以随意地抓人打人，甚至致死人命。
　　文学从来都与社会形态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可以敏感地发现社会、描写社会、进而影响社会变革。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村权力意象，不仅使作品产生远远超越于一般环境描写的艺术效果而具有丰富深厚的精神意蕴，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社会形态的记录。
　　参考文献
　　[1]蒋子龙：《农民帝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171、172页。
　　[2]赵允芳：《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村长形象演变》，《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3]李佩甫：《羊的门》，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